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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3   星期五   農歷冬月十八   
“非遺”生產性保護的實踐與思考
來源:民俗學論壇 作者:劉曉春 冷劍波 創建時間: 2019.11.14 09:59:00

摘要:隨著生產性方式保護的開展,傳承主體的保護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有所增強,相關企業獲得了較明顯的經濟效益,其生存條件也得到改善,傳承人的保護和培養得到進一步重視,參與者的轉型和創新意識不斷提高,市場開拓有新進展,在生產過程中適當的機械化有利于非遺的保護;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以下問題:保護對象有待進一步厘清,現代化生產對傳統工藝有明顯的沖擊,原材料危機開始顯現,優秀人才斷層嚴重,政府缺乏具體有效措施,支持力度不夠。盡管如此,無論從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的內在屬性,還是其外在所處的生存現狀,生產性保護都值得提倡;但是,生產性保護并不等同于產業化,并且需要妥善處理本真性、整體性、傳承與創新等問題。

關鍵詞:“非遺”;生產性保護;傳承人;核心技藝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在“非遺”保護的具體實踐中,先后形成了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立法保護,以及近年來提出的生產性保護。在有關部門的推動下,生產性保護迅速成為“非遺”保護領域的一股潮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進行生產性保護,既可惠民、富民,又能增強保護工作自身的‘造血功能’,增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和影響力,促使其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客觀地說,在中國目前眾多的“非遺”保護措施和理念中,生產性保護確有可能是最能有效激發傳承人、傳承主體以及各級政府積極性和主動性的一種保護方式,這從其概念一經提出,就各方響應并快速落實得到證明。但是,由于“非遺”產生和存在的特殊文化生態,由于“非遺”本身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即便我們已經有了權威的定義、具體的要求和明確的適用類別,在實施的過程中依然要十分謹慎。到底為什么要實施生產性保護?生產性保護是否會損害“非遺”的原真形態?生產性保護是否等于“產業化”?在生產性保護中如何真正實現“生產”與“保護”的統一?要解答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走到保護一線,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來尋找答案。

有鑒于此,本文通過潮州木雕、廣西壯錦和安徽宣紙等共9個個案,開展生產性保護的具體實踐,在總結其成敗得失的基礎上,從學理上討論與分析“非遺”生產性保護面對的主要問題,以期對中國的“非遺”生產性保護工程提供有益的思考。

二、田野調查的實踐

本文所基于的田野調查個案均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分別來自浙江、廣東、廣西、湖南、山東、山西和安徽7省(區),其中東陽木雕、青田石雕、廣西壯錦、湘西土家織錦、山西老陳醋和安徽宣紙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項目;楊家埠年畫入選山東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項目。個案所屬的“非遺”類別既有傳統手工類,又有傳統美術類和傳統飲食,可以說具有較為廣泛的代表性,它們開展生產性保護的現狀基本能反映目前中國“非遺”生產性保護的整體情況。

(一)成效與經驗

通過田野調查,我們認為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通過實施生產性保護所取得的成效在整體上是積極的。

1.傳承主體的保護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有所增強

個案中的“非遺”項目無論是規模較大的公司、工廠,或規模較小的工作坊、研究所,基本都已經實現了近似企業化的生產。企業化生產的特點是追求利潤,注重效益。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傳承人(大都也是生產者)對于其傳統技藝的堅守、文化內涵的把握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松動。生產性保護概念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是他們在從事生產的同時,增加了一份保護和傳承文化的責任與自覺。

潮州藝葩木雕廠創始人、代表性傳承人辜柳希認為,榮膺生產性方式保護示范基地“既是一種榮光也是一種警示”,在訪談中他多次提到“沒有生產性保護,潮州木雕仍可以發展得很好,卻不會是以今天這樣富有責任的方式”。調查發現,獲頒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的藝葩木雕廠在經營戰略、產品、宣傳、銷售渠道等方面,與其他木雕作坊有著明顯的不同,處處體現出一種“文化自覺”。靖西壯錦廠廠長李村靈也提道:“生產車間里的一般織錦工人,以前更關心的是自己能多織錦,多掙錢,也希望企業效益好,給她們漲工資,至于保護不保護的問她們不太關心,現在卻不一樣了。”

2.經濟效益明顯,生存環境得到改善

以保護促進生存,以生產帶動保護,是開展生產性保護的主要出發點。通過相關措施的實施,使傳統生產工藝得以延續,并將產品不斷推向市場,其產生的經濟效益十分明顯,特別是對于那些因種種原因生產難以為繼,面臨傳承危機的“非遺”來說,更是幫助巨大。

靖西壯錦廠作為廣西最大的壯錦編織工廠,一度瀕臨倒閉,在采取生產性保護措施之后,通過相關部門的扶持,生產逐漸走上正軌,并逐漸樹立起了品牌形象。楊家埠木板年畫由于原初功能的喪失一度瀕臨消亡,但在今年實施生產性保護之后,也同樣出現了喜人局面,“村里年收入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大有人在。楊家埠村現在學習年畫手藝的人每年也正在以300到400人的速度急速增加”。山西老陳醋的代表之一“東湖美和居”,在實施生產性保護的過程中,建立了一個嚴格按照傳統老工藝生產的“醋圈”,其生產的陳醋雖然價格高達75元/斤,足足比市面高出二十倍有余,卻仍然供不應求,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3.傳承人的保護和培養受到進一步的重視

調查發現,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等“非遺”開展生產性保護的實踐中,傳承人往往既是傳統技藝的傳承者,也是項目生產的組織者;既是“非遺”內在價值的守護者,也是市場上的營銷者,可以說生產性保護開展的成效與傳承人有著最為直接的緊密聯系。因此,開展生產性保護,促使各方更加重視傳承人的保護和培養,使其社會地位不斷提高。

廣州玉雕、土家織錦等的傳承人都得到了地方政府額外的財政補助,重新獲得了社會的尊重。在壯錦的調查中,調查者發現在采取了“生產性方式保護措施之后,更加重視織錦技藝傳承人的培養,織錦技藝傳承人的保護與培養不僅被政府部門提上工作議程,壯錦廠內部也加強了力度,比如設立了傳承人培養專項資金,定期派傳承人去參加傳承人高級培訓班等”。宣紙的各級傳承人更成為各大造紙企業高價爭奪的寶貴資源。

4.參與者的轉型和創新意識不斷提高,市場開拓有新進展

在開展生產性保護的過程中,傳承人將傳統的生活品、工藝品、美術品推向市場,接受市場的競爭與檢驗,這必然促使他們在主題、造型、材質、工藝手法等方面不斷尋求轉型與創新。同時,為了生產的持續,市場的開拓成為重中之重,許多新的營銷手法不斷涌現。

廣西壯錦、土家織錦和楊家埠木板年畫等由于原初始功能的喪失,生產一度中斷,在實施生產性保護之后,情況大都有所改善,而這種好轉都得益于及時的轉型和不斷的創新。以壯錦為例,“以往產品多以實用性為主,品種單一、花樣老舊。采取了生產性方式保護措施之后,為了促進壯錦技藝更好地傳承發展,壯錦產品開發更多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潮州木雕、東陽木雕、青田石雕、安徽宣紙等雖然生存狀況良好,但這同樣與他們貼近市場、持續創新的努力分不開。正如辜柳希(潮州藝葩木雕廠創始人、總設計師)所說:“木雕廠的產品緊俏是有原因的,因為我了解社會,看社會的需求以及人們的接受能力,了解了市場,才能明目地生產。”

此外,由于市場觀念的增強,傳承人和生產者以往“坐在家里等消費”的銷售觀念明顯改善,在市場的開拓上開始主動出擊,在方式、方法上也不斷推陳出新。山西老陳醋與旅游企業合作,開發了工業旅游和民俗體驗游;楊家埠木板年畫通過開設網店,運用電子商務打開了全國乃至國際市場;安徽宣紙大膽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出紀念宣紙、世博宣紙、五色信箋等高端新產品,拓展了宣紙的應用領域。這些改變都得益于生產性保護的推動。

5.適當的機械化也許并沒有那么可怕

開展生產性保護,是否會促使機械化等現代化生產方式,進一步代替手工勞作等傳統工藝?這是最令社會各界憂心但無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田野調查的實踐讓我們看到,也許問題并沒有那么嚴重。

訪談中多位傳承人反復提到,機械在他們的生產過程中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即只能“干粗活”,而無法進行最能體現技藝與價值的“細部”的實操。潮州木雕的傳承人辜柳希說道:“要保護‘非遺’,做成產業,不能單靠一件一件的產品,只要整個產業的文化底蘊足夠,勢必要借助一部分的批量生產,才能夠擴大產業,做到產業化,達到發展和保護‘非遺’的目的。”

在對廣州玉雕和青田石雕的訪談中,傳承人也多次提到,因為機械的運用使得許多原本無法使用的材料得到了運用,擴充了創作題材,曾慶了藝術品味。“效果、質量和以前手工的基本一樣,甚至現在做出來比以前的還好。以前的手工,比如說石頭硬一點的都做不起來。現在硬一點的部分我們都可以用機器。”因此,對于機械化的問題,我們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辯證看待。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這些個案的深入調查,我們看到取得的成績令人欣喜,但存在的問題同樣不容樂觀。由于理論指導與具體實踐的偏差,“生產”“開發”與“保護”的固有矛盾,作為文化事業的“非遺”非遺保護,與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生產”“開發”,它們之間具有不同的訴求;又由于“非遺”項目不同的傳承方式和“生產性”基礎的不均衡等,導致生產性保護在實施過程中,難免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1.保護對象有待厘清

通過個案的調查,我們發現生產性保護實施的效果存在明顯差異,導致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究竟是實施方法、力度的差異,還是項目本身的特殊性?在我們看來主要還是后者。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在規定類別中,到底哪些項目真正需要實施生產性保護?或者說在實施生產性保護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有所側重?

東陽木雕、潮州木雕、青田石雕、山西老陳醋和安徽宣紙在實施生產性保護前,本身就不存在明顯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它們的“生產”已經有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傳統,可以說有著極強的生命力。因此,對它們的生產性保護應該主要強調核心技藝的“保護”,而非存續“生產”。而對于土家織錦、廣西壯錦等面臨嚴重傳承危機的項目而言,我們在強調生產性保護的過程中,應首先想辦法創造條件實現其“生產”,如果“生產”都無法實現,也就不可能達到“保護”的目的了。

此外,廣州玉雕和宣紙的調查讓我們看到,即使面對同一個項目,其內部也仍然存在很大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地使用生產性保護,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廣州玉雕在發展中出現了高端(A貨)與低端(B貨)的分化,即藝術精品與普通飾品的不同。普通飾品,由于受到利益的驅使,采用劣質原料,通過產業化批量生產,獲得了廣闊的市場前景,其生存完全不成問題。而而傳承人嘔心瀝血、花費幾年甚至幾十年心血完成的玉雕精品卻往往得不到市場的認同,導致從事精品創造的傳承人越來越少,很明顯這些才是真正需要保護的。

2.現代化生產對傳統工藝沖擊明顯

雖然適當的機制化對保護對象的影響整體有限,但并不等于否認現代化生產對傳統手工藝的沖擊。事實上,通過調查發現,這種沖擊十分明顯。

9個個案的調查,我們毫無例外地看到了現代機械或現代工藝的身影,有些數十年前就已存在,有些近年才出現。不可否認,這些現代機械和工藝大大便利了生產,但由于附在其中的手工勞作大幅減少,導致其文化內涵和價值屬性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變化。

靖西壯錦廠雖然一直堅持“純手工”,但在生產過程中也開始使用電動卷紗機、拉紗機等現代機械,“織出來的壯錦已沒有了傳統壯錦的結識厚重感,略顯單薄”。在對“來福醋業”“東湖美和居醋業”的訪談中,生產者也都承認只有完全使用傳統工藝釀出來的“才是真宗的山西老陳醋”,但在操作層面真正堅持的卻微乎其微。在宣紙的個案中,調查者發現涇縣當地絕大多數制紙企業都廣泛使用烘干機、抄紙機和漂白劑等現代機械和工藝,生產出來的宣紙在潤墨性、穩定性、耐久性等特點上與傳統流程制造出來的宣紙相差甚遠,以致“不少知名書畫家發出了‘好紙難尋’的慨嘆”。在東陽木雕、潮州木雕、青田石雕、廣州玉雕的調查中,我們同樣看到了大量現代機械的運用,傳承人也都承認,主要用機器批量生產出來的都屬于較低“品相”,是為了滿足一般的旅游市場和大眾消費市場。因此,我們看到現代生產方式對傳統技藝類、美術類“非遺”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是堅守傳統,還是迎合市場,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3.原材料危機開始顯現

原料是生產的基礎,沒有原料,生產無法繼續,使用替代原料,則不可避免地損害“非遺”的真實樣貌。隨著生產性保護的推進,生產的擴大,導致原材料危機日益明顯,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安徽涇縣出產的青檀樹皮和沙田稻草是制造宣紙的關鍵原料,但隨著產量的擴大,青檀皮已經變得日漸稀缺,據統計,“僅就涇縣而言全年造紙需要的檀皮需求量僅能滿足七成左右”。在對楊家埠木板年畫的調查中,發現原本最適合刻版所用的野生梨木和堂梨木,在當地已經消絕,普通梨木也因為日益緊缺而價格飆漲。是否使用當地“葉蠟石”,是衡量青田石雕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的重要因素。然而隨著產量的擴大,調查發現青田現在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石材荒”,石雕藝人不得已開始大量使用外地石材,甚至從國外進口石材。此外,土家織錦、廣西壯錦也因為蠶絲的稀有和昂貴而紛紛放棄使用。可見,原材料的枯竭是生產性保護過程中另一個難以回避,但同時又必須予以足夠重視的問題。

4.優秀人才斷層嚴重

傳承人老化是“非遺”保護中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田野調查發現,在生產性保護領域優秀人才斷層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以廣西壯錦為例,“傳承人屈指可數且年齡偏大。第一到第五代的傳承人均已退休部分已去世。而剩下的最年輕的第六代、第七代,人數少得可憐,年紀也都三十幾歲。整體來說,靖西織錦傳承人呈現老齡化現象,且后繼乏人”。潮州木雕也不例外,“潮州木雕這種耗費體力和腦力、學藝周期長、收益見效慢的工藝,也面臨著人才流失的危機,年輕一代怕吃苦,目光也不夠長遠,為花花世界的精彩所吸引而安不下心,多數會選擇更為輕松的打工方式”。

此外,由于涉及商業競爭、商業機密等經濟利益,有些傳承人不愿意將核心技藝輕易地傳承給下一代。如本已瀕危的土家織錦,“大部分年事已高,同時,擔心僅有菲薄的收入會遭受競爭的沖擊,真正帶徒授藝者不多”。最后,一些特殊的傳承制度也限制了人才的培養,如土家織錦的“傳女不傳男”,壯錦過去有須“獨身”的規定等,這些都影響了傳承人的培養,造成了優秀人才的斷層。

5.政府缺乏具體有效措施,支持力度不夠

由于從中央調到地方尚缺乏具體的執行措施,調查發現,對于一些生存現狀不樂觀的“非遺”項目而言,傳承人和生產者普遍反映政府雖提出了生產性保護的口號,但實際支持的力度遠遠不夠。

在田野訪談中,調查者聽到的主要還是“產業化”“商業化”“文化產業”等詞匯,而對于“生產性保護”這一術語無論是傳承人還是地方“非遺”保護部門,普遍感到陌生。此外,地方政府對于這一概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們看到各地在開展生產性保護的過程中,出現了較大的差異性。東陽木雕、青田石雕、山西老陳醋、安徽宣紙等實施較好的項目,政府不僅在信貸、稅收、人才培養等方面予以扶持,還專門制定了系統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而土家織錦、廣州玉雕等尚未看到具體的實施方案,在資金上也沒有得到政府足夠的扶持。一些傳承人反映,“以前計劃經濟時代,每個研究所都有資金支持,而現在所有項目都是靠自己”。對潮州木雕的調查我們也看到,從培養學徒、與職業技術學校合作開班到創辦傳統手工藝研究會,傳承人辜柳希為潮州木雕以及潮州傳統手工藝事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絕大部分資金都是自己承擔,政府的補助只在少數。辜柳希先生說道:“還是背負了不少壓力,單憑個人力量,能做的事情畢竟有限,希望政府能夠加大宣傳宣傳呼吁的力度,并給予更多實質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扶助。”

總之,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通過實施生產性保護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發現問題更應引起我們的重視。現代化的沖擊、原材料的緊缺、人才的斷層等,都是十分現實、緊迫且棘手的難題。如果不能處理好,必然影響生產性保護的實施效果及長遠發展。

三、相關理論問題的討論與思考

實施生產性保護是中國“非遺”保護工作中的一個重大創舉,它是針對“非遺”非遺中部分項目具有“生產性”特點而提出來的一種保護方式,它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采取措施”“振興”的精神,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十七條“合理利用”與“開發”的規定。但是,由于“非遺”保護領域中長久的觀念分歧以及“生產性”這一極具解構性的字眼,使得學術界以及社會上的爭議持續不斷。為了更加全面、客觀地理解生產性保護的學理內涵,我們有必要結合田野調查的實踐加以分析與再討論。

(一)為什要實施生產性保護?

不少學者已經專文探討了實施生產性保護的重要性,但到底為什么要實施生產性保護,以往的研究并沒有充分說明,通過田野調查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這是游由傳統技藝、傳統美術等“非遺”類別的內在屬性所決定。傳統手工藝的“工藝”,是指以某種或多種手段,使某些材料改變形態的過程,生產出來的“產品”是日常所必需的生產或生活資料,構成了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滿足人民日常的需求。

其次,當“生產”無以為繼時需要生產性保護。隨著時代、環境、生產生活條件、大眾審美需求的變化,原來的“產品”失去了市場,曾經的“必需品”似乎喪失了在當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是諸如湘西土家織錦、廣西壯錦、楊家埠年畫等都曾遇到的難題。面對此種嚴峻情況,當它們依靠自身力量一時無法實現新陳代謝時,外部的力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旦只有通過“生產”才能實現的傳承出現斷裂,對這些“非遺”而言就有可能意味著滅絕。當我們重新發現它們的價值,試圖讓它們“復產”時,很可能為時已晚。因此,有必要通過實施生產性保護,及時為它們造血。

第三,那些不存在生存問題的項目,同樣需要生產性保護。市場的擴大,生產量的提高,經濟效益的膨脹,讓一些本來就有著良好發展基礎和前景的項目在保護“非遺”的語境下,身價開始進一步水漲船高。資本的“逐利性”讓一些傳承人、生產者開始放棄或部分放棄對于傳統的堅守。調查中我們看到東陽木雕、潮州木雕、青田石雕、山西老陳醋、安徽宣紙等為擴大生產滿足市場需求,生產過程中現代機械的使用愈發普遍,復雜的傳統工藝流程遭到精簡;廣州玉雕發展經機械加工而成的“B貨”,且大有“B貨”取代“A貨”之勢;大量宣紙企業用產自河南的龍須草槳板代替本地燎草,并成為當地業內“不是秘密的秘密”。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倡生產性保護顯然是必須的,要讓傳承人和生產者意識到,作為這類“非遺”除了可以拿來“生產”,還必須加以保護,而且“保護”才是最終的目的,保護是一種責任和使命。

因而,無論從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的內在屬性,還是其外在所處的生存現狀,都需要提倡生產性保護。

(二)生產性保護是否就是產業化?

開展生產性保護絕不等于提倡“產業化”“商業化”或“市場化”,這已經成為多數學者和“非遺”保護者的共識,但在操作層面,有必要結合田野調查的實踐進一步厘清它們的本質區別。

首先,無論是“產業化”“商業化”或“市場化”都意味著批量化、規模化、標準化和機械化,這顯然與“非遺”要保護的“獨特性”“差異性”“地域性”和“手工技藝”等特征背道而馳。“產業化要求有規模、有標準,但文化要求有個性、要求獨特、要求差異。”“大工業生產是拒絕差異性的,它割裂了空間和時間在人的勞動過程中的自然統一,消除了各自的局限性……標準化是大工業生產方式的核心技術力量,它根本排斥并竭力消除所有的‘文化差異性’。”與此相對,生產性保護強調的是手工“核心技藝”和“傳統工藝流程”的維護,強調的是“差異性”的生產,規模化并非它的必然追求。

其次,生產性保護以“保護”為終極目標,“生產”只是手段,而產業化則以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目的。一些學者關注到,提倡產業化有可能引起“非遺”項目之間的割裂與分化。從廣西壯錦的個案中,我們對此可以獲得更深的體會。壯錦和繡球是靖西縣的兩大傳統手工藝,但由于繡球的市場需求大、前景好,多年來一直是當地重點發展的“文化產業”,而壯錦雖貴為國家級“非遺”,卻由于市場日漸萎縮而遭到長期冷落,甚至靖西壯錦廠的廠房也一度主要被用來生產繡球。可想而知,如果我們繼續倡導“非遺”的產業化,在市場的驅使下,壯錦終將被繡球所替代。隨著生產性保護的實施,特別是靖西壯錦廠授牌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后,壯錦的命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這顯然就是產業化和生產性保護的不同。

第三,對“非遺”實施產業化有可能導致掠奪式開發,割裂其傳承發展的本來規律,而生產性保護強調以保持其“本真性”“整體性”“傳承性”為核心,提倡的是長遠發展。在對青田石雕的調查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一些從業者反映,當地日益嚴重的“石材荒”就是由于長期過渡的產業化開發而造成的,導致現在要繼續維持生產就只能使用外地原料,甚至國外的石材。原料的改變,必然影響手動技藝類“非遺”的整體性,其內在的社會文化價值也難以繼續傳承。

最后,對一些“非遺”實行產業化,在現實操作層面也不一定行得通。“由于各個‘非遺’項目的可生產性屬性不同,有的適合成規模開發,有的根本不適合。”與一般現代產業追求大型化、集團化不同,生產性保護項目的生產主體大多是家庭作坊和個人、個體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主要還是純手工或手工與簡單機械相結合,公司化、專業化生產在生產性保護過程中不太可能成為主流。

(三)生產性保護與“非遺”的本真性和整體性

盡管在《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第四條都做出了明確要求,但開展生產性保護到底是否會損害“非遺”的本真性和整體性,仍然令許多學者和保護主體持一種“忐忑不安的心理和憂慮”。因此,有必要結合田野調查的實踐來做出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1.本真性問題

“本真性”(Authenticity)又稱“原真性”或“真實性”等,它是最初來自“世界遺產”領域,是對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出的準則,后來逐步擴展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并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接受。隨著“非遺”保護工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學者已經意識到,將這以本來用于描述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準,套用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上是否真的合適?況且,“本真性”這一個概念本身就仍然處在爭議中。何謂本真性?在民俗學領域,按照德國民俗學家瑞吉娜·本迪克斯的說法,“民俗學的本真性隱含著對真實性的探求,由于這種探求具有多異性和不易把握的本質,學界和社會均難以達成共識。這說明,非物質文化的本真性是一個無法加以明確的特性”。

另外,“非遺”所固有的“活態性”,也使得追求“本真性”有可能只是一種美麗的“幻象”。“非遺”特別是手工技藝類“非遺”。它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是民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生發、積淀和傳承下來的,它隨著自然環境的改變、社會發展的進程和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而處在永恒的發展中。“本真性既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時空而存在,也不可能拋開人們對事物的價值判斷來認識。”以廣西壯錦為例,“老土”而又厚實的“土花鋪蓋”確實無法滿足現代人的審美和實用要求,如果傳承者不選擇在原材料和花色主題上持續革新,其走向瀕危也實屬必然。通過實施生產性保護,壯錦在主要工序上堅持了手工編織,技法上保留了傳統重新獲得了市場青睞,但產品形式和主題變化了,這個時候的壯錦我們就不能簡單地以“本真性”來要求和評判了。因此,我們“與其以停滯的觀點來確定非物質文化的本真性,還不如以發展變遷的視野考察非物質文化的本真性”。因為“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謂歷史活化石的民俗,只有當人們拋棄了原生態的幻象,以傳承、變化、發展的眼光看待民俗的時候,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才真正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當然,不可否認,隨著生產性保護的實施,傳統手工技藝類的“非遺”的市場導向性得到增強,為迎合市場,難免會出現損害“核心技藝”“核心價值”的情況發生,對此我們要予以足夠的警惕。但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必過分關注它們的“本真性”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我們很多工作注重強調‘非遺’傳統的寶貴,要求傳承人繼承傳統、保持所謂‘原生態’,并以此作為其是否‘合格’、是否‘正宗’、是否‘有價值’的衡量標準,以文化‘斷面’的記錄和展示來完成學術和行政任務,不同意非物質文化遺產順應時代和市場進行衍變,所以沒有幫助‘非遺’找到振興之路,反而人為地阻礙了某些‘非遺’借助國家語境獲得自身發展。”總之,開展生產性保護,我們切不可因糾結于本真性問題而因噎廢食。

2.整體性問題

“整體性”是“非遺”保護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則,“所謂整體性就是要保護文化遺產所擁有的全部內容和形式,也包括傳承人和生態環境”。通過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在實施生產性保護過程中,許多傳承人同時成為經營者、管理者;機械部分代替手工勞作;產品的屬性也發生變化,原本只在傳承主體內享用的“非遺”進入了國外市場。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確有理由懷疑生產性保護破壞了“非遺”的整體性。如部分學者所說:“在生產性保護過程中,表面上看有些‘非遺’的形式被保留下來,但傳承人那種發自文化內部的原創能力卻消失了,成了人為的僅僅表現純粹美的藝術形式,‘非遺’內在生命的完整性已經破壞。雖然有寫‘非遺’的生產很繁榮,但它們不再是民眾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獨立出來成為可供人欣賞、賺錢的工藝品。”

但是,我們是否就能以此否定生產性保護呢?我們必須明白,哪怕沒有生產性保護,這些問題照樣已經存在,提出生產性保護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進一步強調“保護”而已。另外,我們再回到田野調查的個案,可以發現有些“非遺”項目并不見得完全適用“整體性”原則。以廣西壯錦為例,它原本是當地婦女的一種“女紅”,它生產出來主要用做情人間交換的信物和女兒出嫁的嫁妝。隨著當地戀愛觀念和婚嫁習俗的變化,壯錦已經失去了它原來的這些功能,如果我們以“整體性”來要求的話,只得強迫人們重新接受以前的觀念,而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又比如楊家埠木板年畫,它本來的功能只是過年期間用來烘托氣氛、隨著當地經濟條件的改善,以及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變化,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把它當成年貨,為了張貼而購買,最近十年已經逐漸轉型成了工藝品和禮品,印刷用的紙張和顏料也隨之變化,這顯然也背離了它原來的“整體性”,但卻是傳承人為保障其傳承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實施生產性保護過程中的“整體性”問題。

總之,由于“非遺”產生條件不同,形態存在巨大差異,生存現狀不盡相同。因此,對其實施生產性保護我們不能以對待物質文化遺產那樣,簡單地以“本真性”和“整體性”來加以要求,而應該始終堅持以發展的眼光予以看待,只要符合其自身傳承發展規律,只要它的“核心技藝”得以保存,只要它內在的文化價值和屬性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就不必過分憂心于生產性保護過程中的“本真性”和“整體性”問題。

(四)生產性保護的傳承和創新問題

實施生產性保護,讓手工技藝類“非遺”的產品不斷走向市場,在這一過程中,創新是獲得消費者認可的重要手段。在田野調查中我們能很容易觀察到,凡是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的項目,大多處于比較好的發展現狀。但是,一味地為了迎合市場而不斷地對“非遺”加以創新,在其自然發展的過程中增加過多人為干預因素,這樣會不會損害“非遺”的傳承性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生產性保護過程中的傳承與創新的矛盾。

1.傳承性

傳承性是“非遺”的本質屬性,我們做的任何保護工作,說到底都是為了能使其得以“傳承”而不至消亡。但強調“傳承”是否就意味著不能做出改變呢?顯然不是這樣。“并不是說傳承就是不變,其實沒有不變的傳承,但其中還是有不變的因素,有可能是精神不變,內核不變,形式變了;也有可能是形式不變,但所表達的意義變了……探討傳承的機制,同時也是探討變化。”“非遺”傳承當中的“變”其實是由它的“活態性”所決定的。“非遺”產生于人們的社會實踐中,隨著歷史的演進和人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不斷變化,所以沒有改變就沒有傳承。歷經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非遺”之所以到今天仍具有活力,其原因就在于人們憑借自己的智慧,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不斷地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當然,傳承當中也有不變的成分,比如在生產性保護中,我們強調的“核心技藝”和“核心價值”等的傳承,這些就是不能隨便改變的。

2.辯證看待傳承與創新矛盾

理解了“非遺”傳承當中的變化因素,我們就能辯證地看待傳承與創新的矛盾。《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中強調:

“堅持傳統工藝流程的整體性和核心技藝的真實性……反對擅自改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生產方式,傳統工藝流程和核心技藝……鼓勵和支持傳承人在傳承傳統技藝、堅守傳統工藝流程和核心技藝的基礎上對技藝有所創新和發展;鼓勵和支持傳承人在制作傳統題材作品的同時創作適應當代社會需求的作品,推動傳統產品功能轉型和審美價值提升。”

在這個《意見》中,一方面提倡提倡傳承,反對擅自改變核心技藝等傳統,一方面又鼓勵對技藝有所創新和發展,這看起來似乎有點矛盾,實則卻是辯證統一的。“傳承、創新和市場是構成生產性保護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若沒有傳承,就沒有了根基;若沒有創新,就沒有源源不斷的動力;若沒有市場,生產性保護就會落空。”

正如潮州木雕的傳承人辜柳希所說:“我們每一年,每個時段都在搞創新,雖然說要保護傳統,但是過分拘泥于傳統而不搞創新,顧客也不要。既有傳統又有創新,廠才能做起來。”在潮州木雕的發展中,我們看到這種創新體現在創作和銷售的各個環節中。為了滿足日益高漲的收藏品市場的需求,辜柳希等傳承人突破了以往只能使用樟木等“軟木”的傳統,將檀香、花梨等高檔“硬木”引入潮州木雕,與之相伴隨的還有一系列工具和工藝的改進與創新;為了打破潮州制作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辜柳希經過二三十年的探索,終于發明了“金地漆層”上漆法,使得以往“怕冷怕熱”的潮州木雕得以進入北方和熱帶市場。此外,潮州木雕還善于根據市場變化,隨時調整創作主題,如世紀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佛像市場火熱,他們就主要創作佛像,2006年起國內收藏品市場興起,他們又把重點放在國內市場。總之,我們看到潮州木雕的生生不息,正是與一代代傳承人的不斷創新分不開的。另外,我們十分欣喜地看到,潮州木雕在創新中,仍然堅守住了最為重要的傳統,保留了它的“核心價值”和文化內涵,如以髹漆貼金為特色,以精湛華麗的鏤空雕技藝為核心,在題材、題材處理、造型設計等方面體現海洋文化和潮州地域文化等。

由此我們認為,創新與傳承并非不能調和。沒有不變的傳承,也沒有完全脫離傳承的創新。傳承是前提,創新是手段,保護傳統與創新發展并重才是生產性保護必須堅持的原則,這也完全符合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實際。

生產性保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其實也是整個“非遺”保護工作中遇到的難題。通過田野調查的實踐以及相關理論問題的梳理和分析,我們認為,探討解決生產性保護中出現的“產業化”“本真性”“整體性”,以及“傳承”與創新的矛盾等問題,在“非遺”保護實踐中具有示范效應。

(本文原載于《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4期(2016年7月),注釋從略,詳見原文。)

編輯:藝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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